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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富豪的妈妈!令人震惊!太值得中国父母借鉴了! (上)


1992年,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,13岁的老大、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​​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。
 
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,完全是穷途末路。

我的父亲是犹太人,二战时逃亡到上海,并在那时生下了我。
 
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,12岁那年父亲去世,我就成了孤儿。
 
长大后,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。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,丈夫离我们而去。
 
留在上海,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。
 
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,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,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。
 
初到以色列的日子,比想像中要困难许多。
 
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(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),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(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)。

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,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。
 
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, 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,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。
 
我苦攻希伯莱语,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,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。

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,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。
 
我的春卷小摊,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。
 
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,1993年5月,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。

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,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。
 
以前在国内时,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。到了以色列以后,我依旧做着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。
 
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,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。
 
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,他们就来春卷摊,我停止营业,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。
 
一天, 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,邻居过来训斥老大:
 
“你已经是大孩子了,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,而不是在这看着母亲忙碌,自己就像废物一样。”
 
邻居转过头训斥我:
 
“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,别以为生了孩子你​​就是母亲…”
 
邻居的话很伤人,我和老大都很难受,回家后,我安慰老大:
 
“没事的,妈妈能撑住,我喜欢照顾你们。”可是,老大说:
 
“也许,她说得没错,妈妈,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…”
 
第二天是祈祷日,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。


来到我的小摊,老大坐在我旁边,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,卷成成品,然后入油锅去炸。
 
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,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…
 
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,除了帮我做春卷,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。
 
每天早上,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带20个春卷去学校,放学回来的时候,会把每人10谢克尔的卖春卷收入全部上交给我。
 
我觉得很心酸,让他们小小年龄就要担起生活的担子。
 
可是,他们没有表现出我想像的那种委屈,他们说他们慢慢开始喜欢这种赚钱的感觉了。
 
邻居太太经常来跟我聊天,告诉我正规的犹太家庭应该如何运作,应该如何教育孩子。
 
犹太人从来不觉得赚钱是一个需要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开展的活动,
 
与中国的“教育从娃娃抓起”一样,他们始终觉得“赚钱从娃娃抓起”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。
 
邻居太太告诉我,在犹太家庭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,
 
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,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,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。
 
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,不是那么容易接受。
 
但是,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著这样的理念。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犹太法则。
 
于是,我决定改变以前在国内对孩子们的习惯,试着培养他们成为犹太人。

首先,我们家确立了有偿生活机制,家中所有东西都不再无偿使用,包括我这个母亲提供的餐食和服务。
 
在家吃一顿饭,需要支付给我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,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…
 
在收取费用的同时,我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,我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,他们带到学校后,可以自行加价出售,利润部分可自由支配。
 
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,我得知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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